刘星
你没看错，是“私权力”，而不是相对“公权力”的“私权利”。进入数字时代，随着数字法学发展，“私权力”的概念已经浮现。因为今天，数字控制能力的核心已转为科技驱动，其特征是：不知不觉、系统丝滑、难以回避。算法加持的数字支配日益扩张，几乎在任何数字领域，乙方对甲方总感无奈。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私营化的数字平台操作。
但“私权力”概念需要正式出场。为什么？我们先看过往研究。
为何难以提出“私权力”
第一，翻开社会学、经济学、管理学、心理学之类的书，会看到以往关于“私权力”的讨论。这些书的作者分析和推演过人对人的优势地位与劣势地位的关系，不仅涉及国家权力行使者对私人，而且涉及广泛的私人对私人。但在相关分析和推演中，极少见到明确的“私权力”一词。上述著作中，往往肯定且清楚地界定、框定了公权力，但对“私权力”却持模棱两可的态度。
现在想想，这种情况估计是受传统法学的影响。一直以来，传统法学讨论权力（公权力）、权利、义务、责任等，并详尽剥离，唯独没提“私权力”。其他学科与法学略有交集时，会尽量注意法学是如何使用概念的，这是自然而然的——就像法学与其他学科产生交集时，所采取的做法一样。
第二，我们会记得，法国思想家福柯曾详细探索“微观权力”。福柯认为，除了国家权力，更应注意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。微观权力比国家权力更生动、更重要。比如，在职场，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对员工有晋升考察的权力；在家庭，父母对子女有管教提醒的权力；在学校，教师对学生有“思想领导”的权力。当然，福柯关心的重点，是知识弥漫和微观权力的关联——教师对学生的那种。
如果接受福柯的观察判断，便能得到一个结论：微观权力早已存在，而且还有长久的历史，可以延续到今天的数字时代。可以看出，福柯的理论实际上是前面各类学科相关理论的历史化、哲学化。当然，其后来对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但即便如此，还是因为未见法学家的动静，“私权力”概念依然沉寂。
第三，我们还知道，法学家一直关注“习惯法”。19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就推崇习惯法。这些法是相对国家法而言的，意思是社会自有一套非正式制度。像萨维尼一样，不少法学家说过，它们和国家法之间已存在互动，需要注意、琢磨。但它们内部，也有生动的微观权力的运用——控制。
法学家强调习惯法，进一步的意思是：对它们内部的微观权力运用，国家权力要适当隐忍。因为国家权力背后的财政有时拮据，对社会习惯的微观权力进行制约难免鞭长莫及。另外，微观权力自身会博弈，博弈时常是良性的磨合，其中会生长出良好的自然秩序。国家权力介入，对自然秩序的内部人而言，可能是不受欢迎的；如果硬要介入，可能就缺乏正当性了。可以认为，延续至今的习惯法的思想传统，是过去各学科理论，包括福柯微观权力说的法学化。但面对概括“私权力”的课题，这一传统很长时期依然意愿不强——毕竟“私权力”容易使法学家联想到公权力。
这就涉及第四点——法学传统认知的底部格局。这一点，不妨多说一些。
围绕国家法秩序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
首先要看到一个深层的制度前提：现代法学本身是围绕国家法秩序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。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，暴力、征收、裁判与强制执行等逐渐被国家垄断了，法律的主要任务便转化为两个方面：一是为国家权力提供形式与程序，二是防止这种权力越界侵害个人权利。
在这种前提下，“权力”几乎天然指向国家，“权利”则主要属于私人。法学的基本问题由此被稳定地表述为：国家如何行使权力，以及国家权力如何受到限制。进一步，私人之间的支配、控制与依附关系，便更容易被理解为市场、契约、社会关系或习惯秩序，而不被视为需要独立命名的“权力”。
显然，正是由于这种制度前提，法学传统认知的底部格局逐渐形成。
这一格局有两个要点：一是公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锁定；二是公法与私法划分的“古罗马法学话语”的现代转换，即以主体身份区分国家与私人关系的基本框架。两个要点相互关联，互为补充。
就前一要点看，法学容易认为公权力要受到制约。因为，法律（国家法）出现那天起，既授予了国家公权力，也包含了公权力不得擅自侵犯权利的意思。“未经正当法律程序，不得剥夺任何人的权利”，就是这个理念的点睛之笔。
这意味着，权利是核心。“私权力”概念进来，有可能分散注意力，淡化对公权力的警惕。
就后一要点看，公法涉及国家与私人之间的权力、权利、义务、责任。例如，杀人是剥夺他人生命，是公然向国家管理叫板。在这些情况下，国家必须出手，但出手要有分寸、步骤。所以，便有了刑法、刑事诉讼法等公法。私法，则涉及私人之间的权利、义务、责任。例如，买卖是民间买方和卖方的事，无论是否成功，均属自治问题，甚至纠纷出现，也可自治。非要公权力介入，也是“不告不理”。
“公法和私法划分”的现代化，是为了提醒：对私人关系，公权力要谨慎、低调。如果两人结婚，自己不能决定，要由国家配对，这就过分了。此外，私人关系自治，有利于社会柔和博弈，有助于高效的竞争。国家过度干预，效果堪忧。
这就可以看出，法学传统认知的底部格局，不会蕴藏使“私权力”概念正式出现的动力。因为只有预设了公权力（国家权力）是真正的“利维坦”（比喻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或主权者），那才需要警惕。这也解释了，为什么其他学科的私人之间微观权力关系的研究，就算再丰富；福柯极泛化的类似权力洞察，就算再深刻；法学内部的习惯法反思，就算再透彻——也不会顺利提炼出“私权力”的概念。
现在，我们靠近了“私权力”概念需要正式出场的理由。
数字时代的“私权力”
我们每个人已身在数字时代。而数字权力代表的“私权力”的广度、深度，有可能比肩甚至超越传统公权力。
其一，“私权力”的能量和公权力的能量高度相似。例如，应用下架，相当于让企业收入归零；而网上支付冻结，相当于让个人生活受困。其二，“私权力”在功能上，可能等价于“新的公权力”，甚至比过去人们知道的公权力更权力化。例如，平台封号，相当于“放逐”，且程序极简化；算法黑箱的动态定价，相当于“税收”，却极少有完善的监督机制；算法控制的内容投放，影响着意识形态，但更加隐蔽。
这里的重点是，这种权力不是“影响力”或“市场优势”，而是已经对他人行动构成结构性控制能力。
因此，法学家打起精神，让“私权力”概念正式出场，已不只是概念修辞上的更新，而是法学认知底部格局上的必要调整。
“私权力”概念一旦正式确立，并结构性地支配他人的行动空间，法学便不能只讨论权利如何防御国家权力，还必须全面回答新的问题：私人权力的边界何在？其行使是否需要程序？其正当性来自何处？又应接受何种监督？
接下来，法学的若干基本对应关系，都可能被迫重新检视：权力与权利之间，是否仍只是国家与个人的对峙？公法与私法之间，是否仍以主体身份作为主要划界？自治与支配之间，是否仍能被简单等同？
在这个意义上，“私权力”的出现，并非权力类型的增加，而是权力结构的重新显现。如果现代法学曾围绕国家权力的正当化与限制展开，那么在数字时代，它或许还需要创建一套新的理论：如何识别、约束并正当化私人主体所行使的治理性权力。
也许此时，回望那些关于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的提醒，便不只是历史、哲学的洞察，而是制度理论的前提了。
